集体意向性就是常规性，塑造了制度性事实，对象化为社会实体。
部门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实践对应性，因此通过判例与学说的良性互动，是有可能实现本土化的。上述几种观察和反思法理学在法学学科中之定位的理论模式，各有其洞见与优势，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法理学的身份焦虑。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法理学与法教义学之间有可能是分化和自主的，那么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不通过和依靠法教义学来说明和证立法理学之功能与自主的理论模式呢？ 三、论作为法律系统自我反思的法理学 司法裁判实践并不需要装备复杂抽象的后设法理学便可以顺利进行，这件事情并不需要进行复杂抽象的理论论证，只要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人们都可以看出来。这就像康德的哲学，其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是德国人的认识能力如何可能，而只能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如何可能。换句话说，法理学必须指明自身在法律系统的实践(实际运作)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所谓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法律系统的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从此，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基础和根据作为整个世界的本质与基础来托住整个世界和宇宙。
而法理学之所以存在着是否具有实践性的焦虑，乃是因为，法理学虽然也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与规范，但它同时仍然内置于整个法律系统之中，故而必须在法律系统之中证立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妨将后者称为法律系统的内置性，即法理学与法教义学都是内置于法律系统之中，并受法律系统的内在需要与基本结构之制约的。即使不能完全抑止，也没有必要动用刑罚。
虽然法益包括个人法益、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公法益），但是，社会不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实体，而是个人的利益与行为的各种过程与作用的总和，终究是由个人的利益与行动支撑的，因而并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利益与价值。其保护法益是什么，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不是立法者关心的事情。进入专题： 法益 立法规则 。经济刑法体系或者其他刑法体系，是可以独立于个人法益所形成的刑法体系，因此，可以将经济法益予以抽象化，并且将经济秩序的维护与保护列为刑法的另一自我目的。
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而且如论者所言这种法益就不值得刑法保护，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因为没有侵犯刑法法益而无罪。
毕尔巴模的观点此后得到宾丁和李斯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但问题却远没有这么简单。本条所称劣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劣药的药品。这种意义上的法益，被称为实定的法益概念，或者叫形式的法益概念、方法论的法益概念。
对立法者产生约束性限制作用的，不可能是教授们的观点，而只能是宪法。应当放弃对法益批判立法功能的追求，因为法益理论要发挥立法规制机能，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第二类是《刑法》明确规定了应当依照其他法律法规，主要是行政法规予以认定的概念。当然，能否认为其与法益理论暗合？这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这种理解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我们民族所接受。而按照论者的逻辑，现实发生的非法经营烟草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没有侵犯到具体公民的利益，从而不以犯罪论处。
提出自由主义法益概念的学者往往据此认为，法益理论能够对并已实际对刑事立法的废、改、立发挥作用。举例而言，并非所有国家都作为犯罪处罚的聚众淫乱罪，究竟有无保护法益？德国学者或许认为没有，而我国学者哪怕是持法益保护说的学者也基本会持肯定态度，只是具体界定不尽相同。
发端于英美的非犯罪化运动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论争的后果之一，它与是否使用法益概念，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法益概念确实没有直接联系。立法和理论上经典的表述就变成XXX这种利益是现代社会中特别重要的利益，所以对他进行侵害或使之危殆化的场合，使用刑事处罚这副猛药就是正当的。它一方面意味着，一旦缺乏值得保护的法益，这种刑事立法就是不具有合理性的恶法。因为它必然导致以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来解释现行法的刑法规定，从而随意增减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模糊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角色界限。同时，中国刑法学者对英美刑法的研究历来并不热衷，因此对英美系刑法中的危害原则也关注较少。而一旦这一前提不复存在，就会出现英美学者所称的危害性原则的崩溃或者大陆法系所广泛讨论的法益理论的危机。
法益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在哈特与德夫林那场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著名论战中，危害原则（harm principle，也被译为损害原则、危害性原则等等）被反复提及。
他们倡导一个‘传统的法治国刑法,但这也正是其受到批判之处,因为刑法从未以这样的形式存在过。第三类概念，需要解释者结合该条款的立法宗旨、规范目的等因素进行解释，其结论自然也可能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相同概念。
1979年刑法制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界开始关注国外的非犯罪化运动。有学者认为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风险社会观盛行，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都在加快步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对此，需要发挥法益的立法批判功能，对立法条文进行价值评析。
司法机关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选择最能保护法条所意图维护的法益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目的论解释。（3）对于参与处分权的自我损害行为，不能规定为犯罪。事实上，连什么是法益这一简单的问题，也往往会令提倡者为难。以法益理论来制约刑事立法，表露的是对立法者根本不信任的态度，即如果不想刑法陷入混乱，就不应完全任由立法者去作出是否运用刑罚手段的决定。
这一概念认为，法益是存在于宪法之后、刑法之前的概念。于是，在关于法益中的法是刑法，还是包括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抑或是先于实定法的自然法的争论中，现在主流的观点为了确保法益理论能够检验立法，抛弃了刑法性法益概念，而拥抱所谓宪法性法益概念。
更何况，我国宪法规定的内容有些明显涉及道德问题。可见，这只是个解释角度的问题。
至于属于私人道德与不道德问题，并非法律的事务。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法益概念导入刑法学，原本是为了防止犯罪概念的不当扩张，拦堵非个人概念的宗教教义写进刑法典，并透过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因而，基于优越的利益原则，其行为不应当在刑法中被视为犯罪。首先，通过行政法的修改，避免了之前刑法适用行政法概念所带来的争论，这恰好说明《刑法》第141、142条的规定应该继续予以遵守，而非相反。这就使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并不违反法秩序的统一原则。由此可见，现在国外刑法理论所探讨的公共法益的问题，或许未必就能直接等于传统刑法理论上的国家、社会法益，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各种刑事新设罪名不断增加，其效力无从通过违宪审查等法律机制加以否定的背景下，刑法学界的主流观念其实转向了进一步扩充法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使每一个罪名至少从形式上看起来是有侵害某一种法益。毋庸置疑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需要一种为刑法立法提供正当化根据的原则。
而实际上（这些立法论）现在也有为数颇多的被作为特别刑法规定而加以了具体化（现在被称为‘刑事立法的时代）。甚至对法益概念本身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由于《刑法》在第141条、第142条中明文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即使是罗克辛,充其量也只是坚持批判的姿态,因为德国刑事制定法中所有的犯罪都通过他的法益标准的检验,没有哪个条款因为未保护法益而被认为不正当,不符合罗克辛法益标准的制定法或者政策,要不就是虚构的,要不就是已经废除的。